1949年，中国政局动荡不安，而在这混沌局面中，政务院总理这一重任为何非周恩来莫属？他所具备的，并非人际关系的牵绊，也不是仅靠资历，而是三项深厚的能力。其中任何一项缺失，皆无法承担此重任。将时间回溯至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，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，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心中都清楚，总理的人选早已确定。
那个时期的中国，铁路几近瘫痪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，物价每日波动，甚至连一袋白面在早上与下午的售价差异巨大。民众渴望的，便是能够吃上一口饱饭。在如此紧迫的环境下，问哪个人能够承当总理之责，第一要素便是：你能撑得住吗？周恩来毫无疑问能够做到，而支撑他这一肩重担的，便是他在政务领域磨练出的超凡能力。
早在1924年秋季，周恩来在26岁时从欧洲归来，立即投入广州的黄埔军校。彼时的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几乎形同虚设，而戴季陶亦不久离去，留下烂摊子。周恩来勇挑重担，不单自己授课，更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体系，这一制度方法后来被红军沿用数十年。1927年，国共关系骤然决裂，蒋介石悬赏追捕周恩来，价码高达八百万大洋，却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。那年8月1日凌晨，南昌城中枪声骤起，周恩来成功将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四位背景迥异的将领凝聚在一起，作为前敌委员会秘书，他全面负责部署、指挥和后勤工作。 谈球吧app
即便在起义军南下途中，面对补给的断绝和自身高烧，周恩来依然坚持称：“我不能离开部队，要到海陆丰去，把苏维埃的旗子扯起来。”而在1935年长征的艰苦征途中，周恩来继续负责统筹工作，各路部队的行军路径、物资调配和突发事件的处理，处处都有他的参与。从基层党务到全国协调，从军队后勤到政权构建，二十多年的历练让他对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有了透彻的理解，并清楚掌握着治理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。
然而，仅有扎实的工作能力并不足以成就一个合格的总理。新中国的建立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，党内有各路盟友，党外也有民主党派、无党派的声音，以及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者。要将这些不同立场的人汇聚在同一张桌子上，绝需要周恩来的第二项能力：广泛的认同感。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，整个国家瞬间陷入紧张。在这一关键时刻，党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西安进行谈判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头号追捕他的人蒋介石。他毫不犹豫地表明态度：“只要蒋先生愿意停止内战，我们可以共同抗日，我会尊重蒋先生的调动。”经过几昼夜的密谈，最终将即将爆发的血战化作合作抗日的大转折。这份胆略和智慧，绝非寻常之辈所能及。更是引人关注的是他在重庆期间的表现。曾经亲手策划“伍豪事件”的中统张冲，企图对周恩来构成攻击，然而在庐山会上的强烈对峙中，周恩来表现出惊人的风范，镇定自若地反问张冲：“你为何不把这股劲用在对抗日本人上呢？”瞬间让张冲哑口无言，从此倍感敬重。 谈球吧app
1941年张冲去世，周恩来在挽联中写道：“安危谁与共，风雨忆同舟。”而在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，为确保中共代表团首脑的安全，他调来随身警卫，亲自命令：“一步都不许离开。”这一做法令党内外人士纷纷感叹，他并不专门拉拢圈子，而是将各方力量团结在一起。各大野战军、党内不同派别，甚至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对他都有着“可靠”的一致评价。
开国时期，周恩来具备调和各种力量的独特能力。而他第三项能力则是应对内外挑战的统战手腕和外交才能。1949年6月，在新政协筹备会上，《共同纲领》的起草组由他担任组长，几大民主党派的意见都被他逐条逐字地细致修改，为新中国的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当天政务院成立时，其下设的34个机构中，四位副总理中就有两位是党外人士。他亲自前往多次，邀请黄炎培出任副总理，以应对经济问题，并对陈云表现出十足的信任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迅速向外传递其对外交的清晰思路。仅在1949年10月3日，他就复电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，推进中苏建交及外交体系的构建。他如同大工匠一般，扎实推进新中国的外交策略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是他与印度、缅甸谈判的成果。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，他成功应对来自西方阵营的压力，令国际社会重新审视这个新生的国家。 谈球吧app
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0月，政务院召开了56次会议，每次都在深化各项工作的落实，如今回望这些历史时刻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走过71个年头。而在今天这个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中国依旧在各个国际场合中重申着周恩来所定义的核心理念——相互尊重主权、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睦共处。这些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原则，形成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基石，正是这份扎实的底蕴，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广阔道路。
